经过15年的执著追求,在党组织的长期教育与培养和父亲的鼓励下,我终于在1981年1月19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这一天成为我终身难忘的一天。
我的父亲祖籍浙江省宁波市鄞县,祖辈都是勤劳的渔民,家境贫寒,在这艰难的困境下,我的祖父颠簸流离来到上海谋生,从学徒到店员。1916年7月28日,父亲就诞生于上海市这样一个贫苦的店员家庭。因家境贫穷,小学毕业就面临辍学的窘境。幸运的是,由于父亲从小聪明伶俐,尊师重道,勤俭懂事,刻苦好学,学校和他的班主任都非常喜爱他,决定免收他的学费,一直到他初中毕业。之后,在老师的继续资助下,边读书、边学徒,终于艰难地读完高中。高中肄业后,他在上海市一家牙科诊所当学徒,学习医学知识。
1938年上海抗战爆发,父亲作为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义不容辞地参加了由宋庆龄组织领导的红十字会医疗救护队,不顾生命危险,顶着枪林弹雨,在战火中抢救伤病员。上海沦陷之后,原红十字会医疗救护队部分转到江北新四军,部分转到内地。而父亲随着抗日医疗救护队,从上海经香港,突破日寇的一道道封锁,辗转到达湖北宜昌抗日前线,参加了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继续抗击日寇。1938年-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期间,父亲一直在野战医院从事救治伤病员的工作,为抗日救国,尽了自己的微薄之力。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就是由于这段历史,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后来,先后就职于川湘鄂轮运公司、常德市中和轮船公司,一直到解放。由于工作努力出色,1950年被评为湖南省海员工会劳动模范。1953年,被调到湖南省航运局工作,任主任科员,直到文化大革命。特别是1956年,在党组织和领导的推荐下,他作为代表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荣幸地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1957年反右期间,他担任原省航运局工会副主席,常有许多同事到家中反映情况,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总是热心接待,耐心倾听,并且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思想说服工作。长期以来,由于他的积极工作,得到领导的信任和器重,再加上历史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迫害,被诬陷为走资派红人、牛鬼蛇神,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被抄家、带高帽、挂黑牌、蹲牛棚,受尽了磨难,后来又进了福田五七干校。在此期间,他没有说过一句违心的话,没有干过一件违心的事。林彪事件以后,他被下放到华容县水运公司。四人帮倒台后,按党的政策本可回省航运局工作,但是,他没有向组织提出来,仍留在华容,直到退休。尽管他的工资从1956年(行政20级)到1981年退休从未调整过,退休工资至2001年仅为202.45元,但是,他心态平和,识大体顾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此,父亲总是说:“知足者长乐。”并且,常常教导我们:“牢记共产党的恩情,争取加入党组织,永远跟党走。”
在共产党的教育和家庭的影响下,我在读小学时正遇抗美援朝国家号召捐献飞机大炮,尽管我没有很大能力,然而还是捐献家里给我的早餐钱100和50元(相当现在1分和0.5分钱),表示我的爱国之情。在父亲的支持下,1963年,我考入湖南医学院。大学期间,在党组织的教导下,开始学习有关党的知识,如“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共产党员修养”等,思想有了更大提高。我阅读了许多革命书籍,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青春之歌》等,特别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生最宝贵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给予我极大的鼓舞,成为我的座右铭。上述使我初步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拥有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伟大使命感、光荣神圣感、历史责任感与高度紧迫感。1966年,我首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是,由于文革的干扰,原来的理想受到影响。在人民助学金的资助下,较圆满的完成大学学业。
1968年大学毕业后,相应毛主席号召,下到边远山区的湖南省宁远县鲤溪公社当了4年赤脚医生。4年中,充分应用学到的医学知识,服务贫下中农,不论春夏秋冬,还是白天夜晚,不管是边远村庄,还是瑶族山区,只要病人需要,随时出诊,得到患者的高度评价。
1972年,国家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衡阳医学院缺乏教师。在王冀克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调到衡阳医学院任专职教师,开始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当时,在范翠萍老师的亲切关怀下,立即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73年我完成72级教学后,学校要求我参加支援湖南医学院病理学教学,期间,我仍然按时向党组织汇报思想与工作情况。经过党组织长期的培养、教育和考察,我终于在1981年1月19日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鲜艳的党旗下,我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从此,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成为我坚定的理想信念。
入党40年以来,先后任教研室主任、基础部主任、南华大学医学院院长、肿瘤研究所所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严格要求自己,长期从事病理学教学、科研与诊断工作,教授了41届医科本科生,指导了26届硕士生与9届博士生,获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与南华大学教学名师,获教学成果奖11项,主编、副主编或参编教材或专著9部;致力于胃癌发生与防治分子机制的研究,主持与指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中医药局重点、湖南省科研计划重大专项、湖南省自然基金等项目38项,在国内外杂志发表科研论文300余篇,其中被SCI收录43篇。获省部级等科技成果奖13项。为学校成功申报肿瘤学硕士点、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博士点、病理学重点课程做出自己的贡献。特别是培养许多学生已经是教授、主任医师、副教授、副主任医师或学科骨干,有的已经成为博士生或硕士生导师和领军人才。
在2012年底退休之后,我争取与时间赛跑,认知生命、感悟生命、驾驭生命,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发扬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依然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共指导硕士研究生25名与博士生1名;2014年与2019年分别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湖南省医学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69篇,其中,SCI收录18篇;2013年指导获得湖南省胃癌研究中心,担任南华大学老科协任副会长,2015年获中国病理事业突出贡献专家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