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初春的新冠疫情，是大自然给我国的一次大考。当疫情日趋缓和之际，痛定思痛，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反思，如体制的僵化和科层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部分政府管理者的理念滞后等。作为一个业已退休但仍然心念高等教育的教师，值得反思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在南华大学应加强灾疫文化教育，这是我校教育文化或校园文化的“缺项”或短板。

灾疫文化是人类应对灾疫所形成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它实质上是一种人类生存的自救文化。它以灾疫为研究对象，围绕灾疫防治而展开，并以当代生境重建、生态家园重建、生态文明建设为追求目标，以开辟可持续生存式发展道路，推进低碳社会建设为基本方式。灾疫文化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对伴随人类文明而产生并发展的灾疫文化予以理性总结，以为当代灾疫防治提供历史经验、方法和智慧。（引自唐代兴《为何研究灾疫文化？——探求当代灾疫的治本之道》）根据我国学者的研究，从春秋战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公元前770年至1949年）的2720年间，我国至少有893年为疫灾流行之年，疫灾频度达32.83%，平均不到3年就有1年发生疫灾。其中，先秦两汉时期（公元前771年至220年）的疫灾频度为5.74%；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年）的疫灾频度为20.99%，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疫灾高峰期；隋唐五代时期（581—960年）的疫灾频度为12.40%，是中国历史上疫灾相对稀少的时期；北宋时期（960—1127年）的疫灾频度为35.12%，南宋时期（1127—1279年）的疫灾频度为53.29%，元代（1279—1368年）的疫灾频度为57.78%，明代（1368—1644年）的疫灾频度为78.34%，清代（1644—1911年）的疫灾频度为98.51%，民国时期（1912—1949年）的疫灾频度为100.00%。自北宋以来，疫灾频度不断上升且居高不下，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疫灾高峰期。近3000年来，中国的疫灾频度总体上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参见http://chis.cssn.cn/zgs/zgs_lsdlx/202002/t20200217_5089237.shtml（中国社会科学网）龚胜生《疫灾的历史地理学思考》）由此看来，疫灾的发生是客观存在的，是出于人的意志之外的。因此，如何应对灾疫，加强自救，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作为高校的教师和学生，应具备这一方面的知识和一定的经验。

如何加强我校灾疫文化教育？我以为：（1）将灾疫文化教育融于校园文化教育之中，作为其必要的一个环节；（2）将灾害伦理纳入现在的伦理学/道德科学的教学内容之中（现在的伦理学/道德科学这方面的内容阙如）；（3）开展灾疫文化/灾疫伦理讲座；（4）加强灾疫文化研究，建构或在相关专业开设灾疫文化/灾疫伦理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