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衡阳市的历史文化就是当地各民族先人，乃至于我国各民族先人，在该地休养生息、长期创造所形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历史文化特指后者。

一、史前文化：从三苗先民到古越人

概说。 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文化属于人类。从这角度看，从人类产生以来就有文化。史前文化，是指文字产生以前的人类文化，亦是指文字产生以前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史前时期，大体上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是考古学家提出来的一个时间区段概念，前者距今约300万年—约1万年，后者始于1万年前，结束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一般认为，尧舜禹时代，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距今4500—4000年的时期。华夏文明起源很早，源远流长。早先，人们一般认为起源于黄河流域，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之根。随着马家浜遗址（1959年发掘，在嘉兴南湖乡）和河姆渡遗址（1973年开始发掘，在浙江余姚市）等的发掘，长江文明的概念被提出，认为早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已有人类活动。湖南彭头山遗址（1988年发掘，在湖南省澧县澧阳平原中部）的发掘将长江文明可能再推前1000年。该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稻谷，被认为当时已有稻作出现。彭头山文化初步认定为长江文明中目前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随着长江流域考古科学的进展和时间的推移，“黄河文明即中国文明”的教条被推翻，史学界认为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一样，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史前时期，在我们衡阳地区是否有先人存在？最早的“衡阳人”是什么人呢？

最早的衡阳人是三苗人。三苗，又叫“苗民”“有苗”，传说中黄帝至尧舜禹时代的古部落名，一说为国名。也有人认为：苗者，人也；三苗者，古之“蛮、苗、南蛮”的原始部落也。据杜佑《通典》：三苗，“其国近衡山”，“凡今长沙、衡阳诸郡皆三苗之地”。又，《战国策•魏策》：“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由是观之，三苗人应是衡阳人的远祖。

那么，三苗人是不是当地的土著部落呢？不是，而是被驱赶来的。据《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三危，地名，学界解释不一，但均在黄河以北。实际上，大多三苗部落向南迁徙，越过南岭，到达今两广地区。郭璞注《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之后三苗集团势力不断强盛，中原华夏部落多次征伐三苗，帝舜亦“征有苗而死”：“（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史记·五帝本纪》）由此可知，三苗的年代，大致与尧舜禹的年代相当。上述记载得到了衡阳考古发掘的印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衡阳境内发掘了耒阳高陂村遗址、青麓塔遗址、贺家山遗址、衡东县大樟桥遗址、衡阳县金山岭遗址等数十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石器。说明三苗先民早在 6000 多年前就在衡阳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三苗部落从渔猎到农耕，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史前文明。

衡阳三苗人的“族籍 ”是古越人。尧舜禹之际，衡阳土著民族三苗进入到氏族部落联盟。那么，他们属于哪一个“氏族”，他们“族籍 ”是什么？《汉书·地理志》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文化学者蒙文通对百越各族进行考证：“百越民族略可分为吴越（包括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四族。”民族史专家林恵祥在《中国民族史·百越系》一书中称：“百越所居之地甚广，占中国东南及南方，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越南或至安徽、湖南诸省。……南越之地在今两粤，北抵湖南长沙。”据此，衡阳地区的先民当属“南越人”。何以为证？一为出土文物的特征，二为考古发掘的墓葬制式。在衡阳周子头遗址出土了大量印纹硬陶片，纹饰有云雷纹、方格纹等，而印纹硬陶是越文化的重要表征。从湖南越人墓群来看，朝向大多以东西向为主，正向的不多，而这恰恰与广西境内的古越人墓葬朝向非常相似。衡阳市珠晖区五马归槽附近发现的春秋战国墓葬群、祁东小米山、衡阳县保墟和、耒阳市灶市等地发掘的墓葬即属于此。2009年5月13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零陵区举行新闻发布会，考古专家、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柴焕波称：经过对零陵区望子岗商周遗址考古发掘，证明该遗址年代跨度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代，这是湖南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古代百越人(古越人)生活遗址和文物。这也说明，湘南地区生活的是古越人。

二、传说时代：斑驳而绚丽的故事

概说。传说时代又称神话时代，在中国指的是夏朝以前的历史时期，即三皇五帝时代。三皇五帝时代是漫长的, 三皇阶段的下限距今起码有五千年, 五帝阶段的下限距今有四千多年。三皇五帝为谁？说法不一，韩亚光在《关于中国历史若干时间问题的探讨》（参见前沿.2017(12)：4-12.）归纳为各有九种说法， 可以整合为巢皇、燧皇、羲皇以及炎帝、黄帝、玄帝、尧帝、舜帝。三皇五帝，并不是真正的帝王，仅太古时期出现的为人类作出卓越贡献的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首领，後人追尊他们为“皇”或“帝”。人民则把他们敬为神灵，以各种美丽的神话传说来宣扬他们的伟大业绩。在文字发明以前，人类的历史依靠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于是就有了各种神话故事传说。“神话虽然不是历史，但却可能是历史的影子，是历史上突出的片断的记录。(剪伯赞《中国史纲》)”中国神话按其内容可分为自然神话、创世神话、英雄神话、传奇神话等。衡阳历史文化悠久，留下了许多传说故事，这些故事有些见诸于经传，有些流传于民间，是衡阳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们枚举三则与衡阳有关的神话故事。

禹王碑的故事。据传，禹王碑上刻有奇特的古篆文，字分9行，共77字 。字体奇古，似蜷身蝌蚪，难以破译。此碑最早发现于衡山岣嵝峰，故又称岣嵝碑，与黄帝陵、炎帝陵被文物保护界誉为中华民族的三大瑰宝。禹碑由来，传说多种。有刻石铭志说、立碑纪德说等，二说均与衡山有关。《湖南通史·古代卷》记载：大禹治水，南抵苍梧，途经南岳，登衡山，于此处杀白马祭天，仰天长啸，梦绣衣童子，授金简玉文，禹按其文治水，并刻石以铭其志。二说禹治水十三载，三顾家门而不入，无果，最后来到南岳衡山，梦见苍水使者，在仙翁的指点下获金简玉文，按其道疏通了湘资沅澧等九条河流潮宗于海。衡阳先民感激，欲立碑为禹记功，禹谦让再三，终应命：“吾得金简玉文天书，水患终平，此碑仍用天书文字。”碑立，而百姓不得认。

火神祝融的故事。火神者谁？在汉文化中，主要有二：阏伯和祝融。传说阏伯是原始社会五帝中帝喾的长子，帝喾代高阳氏颛顼为君王后封儿子阏伯于商丘，专门管理火种，称为“火正”。火正是官职，而钻木取火的发明者则是燧人氏，其墓亦在商丘。2009年2月16日，商丘市睢阳区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命名为“中国火文化之乡”。此前，2005年10月12日在南京举行的全国十运会的火种分别从南京、北京以及商丘的火神台上采取。其实，关于火神祝融的传说不仅见诸古代典籍，且在民间流传更广。《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蔡史墨说：“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被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杜注:“正，官长也。”《史记·楚世家》中对楚之先世作了如此的检索：“楚之先祖出自帝撷项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誉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誉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誉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祝融不仅是火神，且是楚人先祖。南宋罗泌编撰的《路氏》说：“祝诵氏，一曰祝和，是为祝融氏。……以火施化，号赤帝，故后世火官以为号。其治百年，葬衡山之阳，是以谓祝融峰也。”衡山山顶有祝融殿，其下有祝融墓，而民间祭祀火神祝融的活动如“火灯节”“火龙节”“搬火”等一直流传下来，兴盛而不衰。祝融何形？《山海经·海外南经》中说：“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如果说火神阏伯的火种源于钻木取火，那么，击石取火的发明者则是祝融，其故事載于《山海经·大荒西经》。根据考古求证，击石取火早于钻木取火，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

神农创耒的故事。《史记•补三皇本纪》载：“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氏。”《周易•系辞下传》中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又，《绛史》卷四引《周书》记：“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贾思勰在《齐民要术》的序篇中也提到“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神农创耒这一伟大发明，为人类社会由原始游牧生活向农耕文明转化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耒阳也因炎帝创耒之地而得名。从古至今，耒阳人对神农创耒充满着无限感激之情。建神农庙供奉，拜“神农章”祭祀，民间祭锄祭犁，过尝新节（尝食新谷），滚香火灯已成为习俗。

三、夏商西周：中原华夏文化的南渐与古越文化的交融

概说。根据《夏商周年表》，夏起始公元前2224年，西周终结于前771年，夏商周时期历经1454年。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原华夏文化的南渐与衡阳古越文化交融的时期。

夏代（约前2224-前1766 ）。历经17王，前后448年。由于三苗先民经常和中原地区对立，尧舜禹几代都没有停止对他们的征伐，最后到夏禹时期，禹对三苗发动大规模征伐，大战70天，大败苗师，迫使三苗部族继续向南迁徙。长期战争与迁徙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原华夏文化南渐与南蛮文化交融的过程。《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记载，禹时荆州之域向夏王朝进贡的物品中，有岭南出产的一些土特产品，而三苗最早作“五虐之刑”，后来被华夏族所吸收，创为“五刑”。这说明二者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业已开始交汇与融合。

商代（约前1776—前1122年）。共传17世31王，历时约654余年。《淮南子·泰族训》说:“封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这说明商的势力已达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衡阳当涵盖其中。商代是青铜器的全盛时代，炼铜制器技术高度发达。司母戊鼎，重达875公斤。各种青铜器，多兼顾实用价值与艺术价值。除殷墟之外，北方及长江流域各处都有青铜器出土。可以说，青铜器文化是商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在衡阳，发掘的青铜器甚多，最典型的当属1977年11月在衡阳市郊东方红鱼场进步大队第三生产队出土的商代青铜牛尊。其工艺精湛，美轮美奂，器形也和中原地区的相同。这说明古越文化已较深地融汇于中原文化之中。

西周（公元前1122——前771年）。传13王，历经351年。该时期，衡阳地区的民族文化已深深烙上了中原华夏文化的印记。江州遗址（位于常宁市水口山镇小洲村）发现有西周印文硬陶窑址群、西周青铜器冶炼、铸造作坊遗址，还有西周高等级大型聚落遗存，后者是湖南迄今所知最宏伟的西周古城。中原华夏文化的南渐，给古越民族带来了先进的因索，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青铜器及其冶炼铸造技术的传入，影响更为巨大。古越民族地区在殷商晚期已经产生了青铜文化的萌芽，这种文化在西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提高，又推动了该地区整个社会生活面貌的改变，加速了百越民族进步的步伐。到春秋战国时期，古越民族终于跨入阶级社会的门槛，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四、春秋战国：楚国南进与楚文化的形成

概说。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历时992年。分为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和战国时期（前476--前221年），均属史称。前者因鲁国编年史《春秋》而得名，后者因该时期各国混战不休，故被后世称之为“战国”，一说源自西汉刘向所编注的《战国策》。楚国在春秋时期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在向北的扩张角逐中，逐渐接受了华夏文化，使之成为了“冠带之国”；在向南的扩张角逐中，定江淮，灭百越，建构了“楚文化圈”，衡阳的楚文化逐渐形成。

衡阳成为楚国属地而设为“庞邑”。商朝末年，楚人首领鬻熊协助周文王姬昌起兵灭商，成为功臣。 西周初年，周成王封鬻熊曾孙熊绎为子爵，楚始建国。楚熊渠时期，西征庸国，东攻扬越。春秋前期，楚大举进攻蛮人，史称楚武王“大启群蛮”，衡阳地区的南蛮被纳入楚国版图。《史记•苏秦列传》云：“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衡阳当属楚无疑。由于衡阳位于楚国南部地区，战略地位比较重要。向南，可以连接两广；向北，可以到达中原。为了加强对南疆地区的统治，楚国在此地设置行政机构，称为“庞邑”。关于“庞”的位置，《史记正义》曰：“庞、长沙出粟之地，竟泽陵出材木之地，此邑近长沙、潭、衡境，越若窥兵西通五假之关，则四邑不得北上贡于楚之郢都矣。战国时永、郴、衡、潭、岳、鄂、江、洪、饶并是东南境，属楚也。”杨宽《战国史》说：“庞在今湖南省衡阳市属。”由是观之，庞邑当位于今衡阳市区附近。

楚文化的形成。楚国在被征服的南方地区，并不是将其吞并而灭之，而是设县治进行管理。通过监控、迁国、经济开发、民族迁徙和杂居，逐渐使当地政治、文化“同化”于楚国的政治文化之中。有人认为，西周时期，周王室强大，楚国还以“蛮楚”自居，春秋以后，随着楚国的北进，特别是当楚国大量兼并了汉水和淮水流域的华夏诸侯国后，吸收了华夏族的文化和习俗，受其影响，逐渐变成了“冠带之国”。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完全融合于华夏文化之中。但也有人认为，楚文化是介于华夏文化和南蛮文化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当然，这并不是本文谈论的主题。我们关注的是衡阳当地的蛮苗文化和楚文化的关系。有两种说法：一是衡阳地区的蛮苗文化是楚文化的主要源头。这种观点认为：作为北方方国之一的楚国在其南迁的过程中，不断汲收、融合南蛮之地的土著文化，这样，使得楚文化建构出一种“西周时非夏非夷，春秋时亦夏亦夷”的特殊的区域文化，楚文化流淌的是蛮苗文化的血液。另一种说法是，楚文化的干流是华夏文化，其支流是蛮苗文化。理由是：芈姓楚族人源于黄河下游的祝融部落集团，庶姓楚族人源于长江中游的三苗部落集团，前者是楚文化的干流，后者是其支流。二者汇合实际上是黄河流域芈楚族文化与长江流域中游苗蛮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不管怎么说，在春秋战国时期，衡阳的蛮苗文化已融入楚文化之中。这一点，已在衡阳的考古发掘中得到了证明：其一为衡阳市苗圃五马归槽茅坪考古发掘（1981-1982年）。春秋越人狭长土坑竖穴墓13座， 战国墓出土戈、矛、剑、鼎、带钩、镜等，西汉墓出土鼎、带钩、镜及“半两”钱等—这些文物体现了楚文化特点。其二为衡阳市渣江镇赤石古墓群发掘（1986年）。古墓群分布面积约10万平方米，墓葬密集，时代从春秋到东汉，已清理出100余座古墓。战国墓出土有铜镜、铜带钩、陶鼎、陶敦、陶壶等；西汉墓有陶鼎、陶盒、陶壶、泥金饼等。其中，春秋动物纹提梁卣，纹理清晰，造型优雅，说明当时已有较高的铸铜技术。不管提梁卣其来源如何，说明当时文化发展已达到一定程度。

那么，衡阳地区的蛮苗文化是如何融入楚文化之中的呢？根据文化交流“势能差”原理，一种较先进的文化往往自然地向较后进的地区渗透和扩播。我们认为，自楚武王“大启群蛮”后，弱势的蛮苗文化很自然地被强势的楚文化所浸润，如血溶入水中，血色犹存，但滴血已不见了。

五、秦汉时期：政治地理视阈下的文化发展

概说。秦汉时期是中国秦汉两朝大一统时期的合称，总共包括424年历史时间。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首次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统一。秦统一六国后,实行普遍的郡县制,“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此三十六郡,即是在战国各诸侯国所置郡的基础上重新规划、省并而成的。秦祚虽短，然有秦一代郡的设置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时有增减，前后出现之郡可达50个。秦在南并五岭以南之地后，置桂林、南海、象郡，衡阳属桂林郡；在后来郡治的变更中，衡阳先后属长沙郡、衡山郡。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短暂的秦朝之后出现的朝代，分为“西汉”（公元前202—公元9年)与“东汉”(公元25—公元220年）两个历史时期，后世史学家亦称两汉。汉朝基本延续秦的制度，史称“汉承秦制”。西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始建酃县，为钟武侯国都城，系衡阳城池发肇之地。东汉末，衡阳市属湘东郡，今衡阳市区、衡南县、衡东县均属其所辖。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奠基时期。如果说秦汉前，衡阳文化发展是遵循当地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外来民族文化交融这一脉络而演进的话；那么，此后，衡阳纳入了统一国家版图，其文化演进必然涂上政治地理色彩：城池的兴建使衡阳成为湘南行政中心；文化逐渐“汉化”；与全国政治中心交往日益密切，催生了酃酒文化、大雁文化和蔡侯纸文化。

交通枢纽地位促进了衡阳文化的“汉化”。秦始皇完成对北方中原各国的统一后，五岭以南的百越之地还没有纳入秦王朝的统治范围内。五岭亦被称为南岭，主要包括今越城岭、萌渚岭、都庞岭、骑田岭、大庾岭，绵亘在湖南、江西和两广之间，是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分水岭。在征伐南越的过程中，秦始皇修筑灵渠，使湘江上游的潇水与珠江水系的北江支流连通，舟楫粮草，十分方便，从而使中原地区与岭南联结成一片，而衡阳则是其水路交通枢纽。

继灵渠开凿后，西汉武帝时开通了一条翻越五岭直达番禺的通道，东汉时期开辟了两条通往南越的通道，分别为零陵峤道和桂阳峤道。“列亭传，置邮驿”，衡阳又变成了陆路交通枢纽。水陆交通的繁荣无疑会促进衡阳地域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融。在祁阳大忠桥广福村东北，发现窖藏汉代钱币，出土铜钱 110 多公斤，有西汉半两钱。在祁东梅塘仙人山一带发现有数百座东汉平民墓葬，大都是砖石墓，而砖石墓是中原文化的墓葬制式，可见当时中原文化对衡阳文化影响之深。据常宁县志，“汉代，境内居民已掌握采矿和提炼银的简单技术，在舂陵水畔办起了茭源银场”。文化的交融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城池的兴建使衡阳成为湘南行政中心。秦灭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设置郡县。水经注》记载：“秦灭楚，立长沙郡。”据《长沙府志》记载：秦在长沙郡设置湘、罗、益阳、阴山、零陵、衡山、耒、桂阳等县。其中零陵辖今永州市大部分地区；桂阳辖今桂阳以及郴州等地；耒县辖今耒阳县和常宁县；而衡山县，据考证，其“衡山”系当今之南岳衡山，而非安徽境内之霍山。汉承秦制，西汉高祖5年（公元前202）在衡阳设置酃县，为钟武侯国都城，辖今衡阳市区、衡南县、衡东县、攸县、安仁县、茶陵县、炎陵县、株洲县南部一带，东汉末年（至隋朝）为湘东郡治。自酃县县治设置于衡阳始，大量城镇在衡阳境内崛起，使之成为湘南的行政中心。至东晋末，湘东郡并入县治在衡阳市湘江西岸的临蒸县（一说县治在今草桥旁），这应视为后来衡阳城的雏形。这当然是后话了。

酃酒成为贡品使酃酒文化永垂史册。酃酒因产于衡阳市郊的酃湖而得名，是酃湖之酒的民间简称。《水经注•卷三十七》载：“酃县有酃湖，湖中有洲，洲上居民彼人资以给，酿酒甚美，谓之酃酒，岁常贡之。”此酒始于西汉，盛于三国，历代均作为贡酒，名闻遐迩。公元280年，司马炎建立西晋，举行开国大典，将酃酒荐于太庙，作为国酒来祭祀祖先，犒劳功臣。晋张载作《酃酒赋》，开创酃酒文化之先河。此后，古人赞颂酃酒的诗文不绝，前后达三百多篇，酃酒的香洌浸润飘曼的诗句传遍全世界，也促进了衡阳酒业的发展。据《中国实业杂志》民国24年上海版载：清末民初，衡阳城内有酿酒作坊179家，每年产酒达32，600担。衡阳城酒店遍及大街小巷，有“青草桥头酒百家”之誉。

《西京赋》对鸿雁的歌颂成就了衡阳雁城之名。“上春候来，季秋就温。南翔衡阳，北栖雁门。”这是东汉文学家、科学家张衡《西京赋》中的诗句，也是最早把衡阳与鸿雁联系在一起的诗句。《西京赋》与《东京赋》合称《二京赋》，其表是对长安繁华的描述，其里是对社会奢靡之风的讽刺。由于《二京赋》的出名，衡阳也就随着南翔北归的大雁而被世人熟知，被历朝历代的诗人所赞颂。当年蕴含在《西京赋》中的政治寓意无意中推开了大雁文化的门窗，大雁南翔栖息之地——衡阳，也就成为了大雁文化的故乡。衡阳的回雁峰，来雁塔，雁峰烟雨，平沙落雁——这些具象之境，就化作了诗人、画家、音乐家笔下的诗句、泼墨和音符，寄托着他们无尽的思乡之情、绵绵的怀友之念、爱国的昂扬之志和对团队精神的赞颂。大雁乃禽中之冠，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全”的灵物——这也许就是大雁文化对衡阳人的无私馈赠并成为其传统的精神食粮。

“蔡侯纸”的发明使衡阳成为了纸文化的发祥地。“蔡侯纸”即东汉蔡伦发明的书写用的纸张，亦指蔡氏造纸法，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蔡伦（？－-121 ）字敬仲，东汉桂阳郡耒阳县人。汉明帝永平末年入宫给事，章和二年（公元88年），升为中常侍并兼任尚方令 。尚方，系主管皇宫制造业的机构，“尚方宝剑”就是尚方制作的宝剑，后来成为最高权力的象征。蔡伦总结以往人们的造纸经验并革新其工艺，制成了“蔡侯纸”，于元兴元年（公元105年）献皇帝，得赞赏，皇帝便诏令天下使用并推广其造纸法。其后，蔡伦的造纸术沿着丝绸之路经过中亚、西欧向整个世界传播，为世界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耒阳人对“纸圣”十分崇敬，建有蔡伦纸博物馆和蔡伦纪念园，园内有蔡子池、怀圣台、蔡侯祠、蔡伦墓、碑廊，并有现场演示的手工造纸作坊。

六、魏晋隋唐：宗教、方志、诗歌和古窑文化的发展

概说。东汉瓦解后，三国到两晋的时期被称为魏晋时期（220—420年）。三国时，衡阳属吴国统属。晋朝分西晋和东晋，衡阳地区均属其统属。南北朝（420—589年）时期，衡阳为南朝统属，历宋、齐、梁、陈四朝。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历370年，政权更迭频繁。玄学兴起，魏晋之风流行，儒学弱化，思想自由开放，但在文学、思想、美术、书法、音乐方面诞生了许多影响后世的大家。自晋始，道教勃兴，佛教输入，宗教文化占有重要地位。这时，衡阳南岳成为南方佛教中心之一，佛道寓于一山，是宗教文化勃兴时期。方志的兴起，衡阳与南岳成为方志关注的对象，方志文化也日渐发展起来。隋唐时期（581—907年），衡阳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科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400余年间，衡阳作为通达南粤和北越的咽喉之地，南岳作为五岳之一和佛教道教圣地，客商、使者、官员、僧侣、文人往来不绝，品酃酒，游城郭，观雁峰烟雨，览祝融风云，访道观寺庙，留下许多题刻、游记和诗篇，诗歌文化灿然。

南岳宗教文化的勃兴。 宗教是人类社会一种既特殊又一般的文化现象。它以其特有的表达方式和涉及范畴而有异于其它文化；同时，它往往又是人类群体最直接或最普遍的文化形式或载体。五岳中，独南岳佛道寓于一山者，道释儒和谐相处，共生共荣，至今已有1700年的历史。道教思想大约在东汉末年传入湖南，在南岳最早传播道教的是上清派创始人魏华存（史称魏夫人）道士。晋代，上清派创始人魏夫人避乱南渡，栖止南岳，在这里修习授徒，至83岁仙举，唐颜真卿曾立碑纪其事，其后宋仁宗赐栖真地为“紫虚元真之阁”，宋微宗又赐名“黄道观”。唐时，一代高道司马承祯，开元间自海上乘桴至南岳，结庵九真观北，宰相张九龄屡往谒，玄宗封为正一先生。至宋时，南岳道教盛极一时，至明清式微。南岳是我国道教圣地，有道教36洞天的第三洞天（水帘洞），72福地的二十四福地的青玉坛、二十五福地的光天坛、二十六福地的洞灵源。佛教传入南岳晚于道教，约在南朝梁天监年间。海印大师作为僧人是进入南岳的第一人，在南岳弘扬佛法，慧思大师也“自北来投诣大师”。其后，惠海、希遁师相继而来。但南岳山上佛法真正开始兴盛和发展是源自慧思大师的南下，在南岳十载建立了福严寺、小般若寺、善果寺，自开一宗，修法华三昧，传“一心三观”说给天台智者大师，为天台宗奠定了理论基础。后世弟子如智者、玄光、僧照等均为衡山佛教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慧思大师是南岳开山祖师，其高徒智者大师为隋代国师；弟子静琬刻石经于北京房山，代代相传千余年；还有韩国高徒玄光，传法海外。佛释道寓于一山，早期虽有矛盾和斗争，但能和平共处，相互借鉴。这对湖南思想文化影响巨大，尤其是对后来湖湘学派的形成、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衡阳方志文化的兴起与发展。方志即记载一地的地理、沿革、风俗、教育、物产、人物、名胜、古迹以及诗文、著作等的史志。方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不仅在璀璨的中华文化中独树一帜，而且在世界文化中也占据独特位置。衡阳境内地方志修编始于东晋。东晋罗含编写的《湘中山水记》是湖南早起志数之一。罗含(292～372年) ，字君章，号富和，东晋桂阳郡耒阳县(今衡阳市耒阳市)人 ，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中国山水散文的创作先驱 。《湘中山水记》又名《湘中记》，问世于永昌元年(公元345年)，共三卷，纪述了湖南的山川、特产、民俗、古迹等，内容真实，文辞优美，为后世修志之范文。此书虽早佚，但后人有《说郛》、《汉唐地理书钞》、《麓山精舍辑本》等典籍，都引录了部分内容，还有多人作过考述。山志是地方志专志中的一种。南岳山志也撰修较早，根据郭嵩秦在《（光绪）南岳志序》中所言：“实始南北朝，及唐盖多出道流栖真者所为，宋明以后踵为之益多。衡山志代有专书……”徐灵期（？～474年），南朝刘宋时吴郡（今江苏宜兴）人，“南岳九仙”之

一。他在南岳修持时著《衡岳记》，记述南岳山川地势，第一个提出了南岳衡山有七十二峰之说：“衡山周回八百里，上如车盖及横轭之形，山有七十二峰，回雁为首，岳麓为足”。《衡岳记》是最早的南岳山志，据说北京图书馆曾有孤本，但现已不存。方志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当年方志文化的兴起对后世影响日深，继后的《清泉县志》《衡州府志》，以至于当今的衡阳地方志的编撰均受其影响。

诗歌文化的发展。“诗言志”“词缘情”。现在《全唐诗》加《全唐诗补编》收录唐诗五万六千多首，《全宋诗》收录的宋词接近25万首。中国是诗的大国，而衡阳也是一座诗歌文化发达的城市。“洞府修真客，衡阳念旧居。”这是唐明皇《送道士薛季昌还山》中的诗句。诗中的“山”就是现在的衡山。赞美衡山、借山抒怀的诗句恐怕最早出自南朝齐骈文家孔稚珪（447～501）之《北山移文》：“于是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列壑争讥，攒峰竦诮。”而以唐朝为多。从创作主体看，有行旅者的感怀吟咏，尚隐者的参禅悟道，僧道的酬唱赠答；从题材内容看，有山水诗、赠答诗、题壁诗。这些诗句叙事状物与抒怀蕴情融会，景观描写与主体感受杂糅，给人以无限美的享受。建国以来，衡山诗的选编工作成果丰硕，有周寅宾编《南岳诗选》、谭岳生主编《南岳衡山古今诗词集成》等。后者共八卷，分上、中、下三册，170 万字，收两千余位作家的咏岳诗词24000 多首，其中不乏魏晋隋唐的许多经典之作。

“雁阵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这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句子。这一时期，托大雁而赞美衡阳的诗人如不绝如流的湘江，他们之中有李白、杜甫、柳宗元、韩愈等。他们中有些来过衡阳，或宦游，或为官，或商旅，或云游；有些没来过衡阳而心向往之，都是我们衡阳人的宾朋，他们赞美衡阳的诗文和歌唱是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诗歌无疆，诗歌衡阳是中国历史的产物。

古窑文化的发展。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古窑的产生到清代镇窑，中国古窑众多。古窑的型制、生产工艺及其产品（陶瓷）是一种文化，表征着一个地区和国家文明演进的脚步。衡阳的古窑备受学界关注，主要有二：衡州窑和衡山窑。1973年开始发掘的衡州窑，因窑址位于湖南省衡阳即古衡州得名。窑址主要集中在湘江沿河两岸，达100余座，号称百里窑场。重要窑口有归阳窑、云集窑、衡阳市区蒋家窑和茶山窑、衡山窑、耒阳磨形山窑。衡州窑产品以青瓷为主，有双色和多色、花釉、彩釉、白釉等瓷器，主要器形有碗、坛、盂、碾、钵、杯、盏等。衡州窑青瓷表面极少纹饰，大多简朴素面，但器型设计精巧，形神完美，且品种异常丰富，并以优美的釉质、釉色争胜。从器型和釉质等方面比较，衡州窑青瓷是同时代相邻的其它窑系青瓷所无法比拟的。2013年5月3日，衡州窑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2年、1983年和2000年发掘的衡山窑，可视为衡阳窑文化的继续和发展。衡山窑出产的瓷器，第一次采用彩釉绘花工艺，直接将化妆粉调成绿和赭色彩釉，绘于器物素胎之上，绘完后不再施釉，一次烧成。由于这种瓷器最早在衡山境内发现，故将该窑命名为衡山窑。衡山窑是宋、元时期瓷窑，在此一并赘述。

七、宋元时期：衡阳濂溪文化与书院文化的形成，元朝

时衡阳对岭南走廊文化的贡献

概说。宋元时期（960—1368年）是中国封建社会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文化继续发展时期。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史称两宋，历18帝，319年。北宋（960—1127年）时，衡阳分属衡州与潭州，现衡山、衡东、祁东属潭州。南宋（1127－1279年）时，衡阳隶属沿旧制。元朝（1271—1368年）是由蒙古族建立、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统一的大王朝。定都大都（今北京），传5世11帝，历时98年，衡阳隶属湖广行省。北宋初年，儒学复兴，传承于子思、孟子一派儒学思想，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等创立了新儒学，史称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周敦颐是其鼻祖。周敦颐世称濂溪先生，曾跟随舅父在衡学习、成长，生活了12年，蕴籍理学思想，调查风土民情，为理学建构作了厚实的铺垫，留下了衡阳濂溪文化。萌芽于唐末、兴盛于宋的书院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浓墨重彩之笔，而石鼓书院文化是中国书院文化最美丽的篇章。元朝时的岭南走廊文化特添了一笔与安南的关系。衡阳是通达安南的必经之地，使者、商贾通过驿道和湘江水路往来不绝，羁旅衡阳，为岭南走廊文化增添了亮色。

衡阳濂溪文化。周敦颐（1017-1073年），又名周元皓，原名周敦实，字茂叔，北宋道州营道楼田堡（今湖南省道县）人，世称濂溪先生。宋仁宗天圣2年（1024年），

周“偕母依舅氏”来到衡阳。其舅郑向（976—1038年），以龙图阁直学士致仕，善治

史，长于易理，精先秦诸子百家之学，时在衡阳为官。郑向爱甥如子，按郑家“敦”字辈为

其取名入籍，并亲自授课督学，并于景祐3年（1036年 ）让周敦颐荫补入仕。周敦颐是北宋五子之一，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著有《周元公集》《爱莲说》《太极图说》

《通书》等。他提出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主静、至诚、无欲、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其《爱莲说》脍炙人口，作者以莲喻人，通过对莲花坚贞不渝、出淤污泥而不染高洁品格的描写，表现了作者不慕名利、洁身自好的生活态度。雍正9年（1731年），习寯作《衡阳县学爱莲亭记》称，周子在衡阳西湖舅父家“爱其池之白莲，著《爱莲说》以见志”。此说虽未完全证

实，但衡阳西湖莲花的高洁已浸润在其字里行间。当年，衡阳柘里村爱莲堂是濂溪公在衡读书、生活之地，也是濂溪文化的根基地。后来周子三世孙兴继、四世孙福孙、五世孙周洪、六世孙周维翼，因“仰濂溪公在衡遗迹不忍离去”，亦生活在衡阳，其后人至今已繁衍至第27代。“西湖夜放白莲花”，斯人已去，西湖的莲花依然飘香；爱莲堂遗址历经风雨，而凭吊者不绝如缕；濂溪街身影不再，《爱莲说》的读书声仍充盈在衡阳的大街小巷。

衡阳书院文化。书院是中国古代民间教育机构。由富商、学者自行筹款，于山林僻静之处建学舍，或置学田收租，以充经费。始于唐，兴于宋，清末式微，到1906年消亡——中国书院历时千年之久。书院制度的功能有六：学术研究、讲学、藏书、刻书、祭祀和学田，而讲学、藏书和祭祀被称为书院的“三大事业”。中国历史上的书院至少有7500所，而著名的是“中国四大书院”，此说始于宋代。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睢阳区南湖畔）、岳麓书院（今湖南长沙岳麓山）、白鹿洞书院（今江西九江庐山）三大书院无争议。嵩阳书院（今河南郑州登封嵩山）与石鼓书院（湖南衡阳石鼓山）存有争议。石鼓书院毁于日军战火，只见山石、不见书院，成为衡阳人的千古憾事，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大损失。也许基于此，国家邮政局1998年4月29日，在商丘举办了“四大书院”邮票首发仪式，邮票所选书院为“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而无石鼓书院之名。

衡阳书院文化肇始较早，最早的书院是建于南岳山上的邺侯书院。邺侯，即唐代宰相李泌的封号。自肃宗至德宗2年（757年）“李泌归衡山”，到代宗大历3年（768年）“上召李泌于衡山”，（司马光：《资治通鉴》），李泌在南岳一直隐居了12年，“服气修道，周游名山”，建“端居室”，以读书为乐。端居室就是后来的邺侯书院。“邺候家多书，架插三万轴。”这是韩愈对邺候书院的描述。在唐代，衡阳共出现5 所书院，除邺侯书院外，还有李宽中秀才书院( 即宋代石鼓书院的前身) 、韦宙书院、卢藩书院和耒阳的杜陵书院。而当时全国书院 48 所，其中湖南 8 所，衡阳占全国10%以上。

关于石鼓书院。“石鼓名山始自唐，天开此处读书堂。”这是元朝陈淞年赞颂石鼓书院的诗句，点明了石鼓书院创办时间与地点。史载，石鼓书院创建于唐元和年间（806－820年），为我国古代最早的一所由私人办学的书院。那么，创办者是谁呢？明周诏《石鼓书院志·序》云：“考诸郡志，书院之建，创之者李宽，后踵而述之者李士真也。夫二子者，谓

一乡之善士，非耶？”唐时，石鼓书院因与诸葛亮、韩愈等名家的历史渊源使其声名远播。宋朝时，石鼓书院发展进入了它的辉煌时期，先后两次被皇帝赐额，成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而闻名于世。又因朱熹及其《石鼓书院记》传播书院理想而成为南宋书院教育的理想模式，“有声于天下”。元朝，书院盛誉依旧。明朝，由于王阳明“心学”与湛若水“心学”在石鼓书院的传播，促进了书院的发展，使书院再现辉煌。清朝，石鼓书院为清政府允许恢复的第一家书院，此后成为科举人才培养基地而逐渐式微。从历史渊源看，它比创建于五代南唐升元年间（937－942年)的白鹿洞书院早120多年；比创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的岳麓书院早160多年（一说始于唐末五代约958年的僧人办学）；比创建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的睢阳书院早200年。而白鹿洞、岳麓在唐代都没有冠上书院名称，后来所称书院都是在睢阳获得宋真宗赐额之后。前后延续1200余年的石鼓书院是我国教育史、文化史的奇葩，为我国文化发展、教育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贡献，是衡阳人的骄傲。

如果说石鼓书院以其开办早、规模大、影响远而闻名的话，那么，文定书院则因其对湖湘学派创建的贡献而载入史册。文定书院早年为胡文定公祠，其地现为衡阳市岳云中学，由胡安国创办。胡安国( 1074—1138年)又名胡迪，字康候，号青山，后世称胡文定公。建宁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人，北宋进士第三人， 为太学博士，旋提举湖南学事，后迁居衡阳南岳。他在文定书院讲学撰著，深论《春秋》，感于时事，经世济民。受其影响者，除了自己的子侄胡寅、胡宏、胡宪等，还有众多湖湘士子。胡安国去世后，其子胡宏( 1106—1162) 承继了“春秋大义”家法，以文定书院为基地，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弟子如张栻、彪居正、吴翌、赵师孟等人，从而促进湖湘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元朝时衡阳对岭南走廊文化的特殊贡献。岭南走廊是一条具有悠久历史、厚重文化积淀的交通路线，它并不是在元朝时形成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挖运河灵渠，修驰道“之(至)衡山”。从衡阳入粤，就有两条通道：一是出桂阳入粤北，为东线；一是出零陵入广西，为西线。以后历朝历代多有增制。至今，在岭南走廊的区域内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产，其中线路遗产最多，包括古道、"新道"、水道、渠道、驿站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则为更丰富，形成了岭南走廊文化。元朝与安南友好相处、交往密切是中国历史上很特殊的一页。安南，位于今天越南的北部，古称交趾，至宋朝时正式称之为安南。元宪宗九年(1259年)，安南派使者请求内附，称臣纳贡^①，以后两国友好交往，直至元朝灭亡。衡阳是岭南走廊特殊的“节点”：陆上，过五岭而达南粤；水路，沿潇水过灵渠而达桂，由桂而达安南。后者是元朝时内陆水道最近最快的唯一通道。无论陆路还是水路，衡阳都是使臣、商贾羁旅留驻之地，留下了羁旅文化灿烂篇章。请看：

回雁峰前一棹孤，平波如镜浸菰蒲。

楚天日落碧云合，山北山南闻鹧鸪。

这是元代诗人陈孚随梁肃（使臣）出使安南，在衡阳回雁峰留下的诗句。傅若金于元顺帝3年（1335年）以参佐出使安南，从水路经过衡山，留下了 《望岳》：

万壑千峰次第开，祝融最上势崔嵬。

九江水尽荆扬去，百粤山连翼轸来。

入树恐侵炎帝宅，牵萝思上赤灵台。

明年更拟寻春兴，应及潇湘雁北回。

第二年春天回来时，他确实又在衡阳羁留，写下了《廽雁峰》诗句：

江上青峰宿雨开，江头归使日南来。
登高欲访平安字，二月衡阳雁已回。

八、明清时期：移民文化；作为“皇城”的文化符号；作为衡阳人的王船山；湘军水师的滥觞与彭玉麟的风骨

概说。明清时期（1368—1840年）是明朝和清朝前期（至1840年）的合称。明朝（1368年―1644年 ）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传16帝，历276年。当时，衡阳是衡州府治，隶属湖广行省。清朝（1636—1912年）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传10帝 ，历276年。衡阳是衡洲府治。康熙17年，吴三桂曾在衡阳称帝，衡阳称应天府。明初，江西填湖广，大量江西移民来衡阳安家落户成为衡阳人；清初，湖广填四川，又有不少衡阳人背井离乡去四川安家落户成为四川人，从而形成了特殊的衡阳移民文化。1678年，吴三桂衡阳称帝，在衡阳留下了作为“皇城”的文化符号。作为学者，世人关注王船山的伟大思想；而作为老乡，我们更关注他作为衡阳人的精神。由彭玉麟统帅的湘军水师滥觞于衡阳并在此留下了光辉足迹，彭玉麟的风骨凝聚着衡阳人特有的精神气质，流淌在衡阳人的心中。

衡阳移民文化。移民的迁徙过程也是文化的流动过程。移民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开放与兼容：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融合，构成了移民文化的开放性；对本土文化的改造和再塑，构成了移民文化的兼容性。严格地说，衡阳是一座移民城市。前期，本文不作考察，我们的关注点是江西填湖广，因为它给衡阳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改变。元朝末年，湖广地区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以及朱元璋—陈友谅厮杀拉锯的主要战场，生灵涂炭，田畴荒芜，居民逃逸，十室九空，人口大量减少，于是就有了明初大移民，于是就有了江西填湖广。据葛剑雄、曹树基《简明中国移民史》：湖南省人口，元末明初移民占总人口的39%左右，即105万，其中江西移民占 74%左右，则有 78万（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吉安区域，二成多来自南昌县）。另有资料称：洪武年间湘南三府（衡阳府、永州府、郴州府）的移民系补充型移民，约占总人口的二成。移民必带来其风俗习惯，并与当地风俗习惯发生“碰撞”，形成一种移民文化。明清时期江西移民到湖南的经济性移民比生存型移民要多。他们遍布湖南各地，因擅于经营而成为当地有名的巨商大贾。据《衡阳县志》：“衡阳县称大商者，多四方所辐轴，而江西之吉安、南昌等府尤多焉。”（乾隆《衡阳县志》卷五《风俗》）赣商在历史上被称为“江右商帮”，以讲究贾德著称，与晋商、徽商等鼎足而立，是我国历史上十大商帮之一。江右商帮在全国建有1500多座江西会馆，衡阳市的江西会馆当年建在现岳屏公园内，雄伟敞亮，现无存。江西移民在衡阳开辟了市场，给市民带来了商品意识和外地商品，激发了人们潜在的消费需求和欲望，同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消费习惯。现在，在衡阳市，祖籍是江西人的不少，“江西老表”的称呼与江西填湖广不无关系。湖广填四川发生在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于是迁移湖广等省居民到四川。其中，有多少衡阳籍人，未见其史料，不赘述。

作为“皇城”的文化符号。《清滥易知录·正编》：“时三桂年六十七矣，方失陕西及闽、粤三大援，已而又失江西，清兵云集湖湘间，疆城日整，乃思窃帝位以自娱，其下亦争劝进”。“夏五月，吴三桂称帝于衡州，改元昭武”。这一年，即康熙17年，公元1678年。吴三桂称帝衡州后，作了几件事：（1）定国号为“周”，改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以作“皇城”，并命名了有关街道，以与京城匹配。（2）铸行“昭武通宝”年号钱。（3）加封文武百官，还准备大兴土木建造宫殿。（4）开科试士。然而好景不长，吴三桂忽患重病，于八月十七日深夜死去，只做了五个月的皇帝，遗命以“皇孙”吴世璠继位。翌年正月初，文武百官拥吴世璠离开衡阳，大帅马宝留守。康熙21年（1682年）9月，清军复衡阳，结束了衡阳作为帝都的短暂历史。

历史上，吴三桂被视为“善持两端”的人物，褒少贬多。但近年来，有人认为，吴三桂一直生活在历史的夹缝中，历史从来没有向他提供宽裕的选择。他一生都在走着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所以不为世人所理解。对吴三桂的评价可以交给史学家和时间，但吴三桂在衡阳留下的印记却成为了一种历史文化：“五凤楼”“正阳门”“棋盘街”已不见身影，但“太子码头”“钱局巷”“淘沙巷”“马嘶巷”“天后街”“吉祥街”——将永远游荡着“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者的魂魄。

作为衡阳人的王船山。也许，人们更关注王船山的思想——是的，王船山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王夫之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说明。”然而，我们更关注作为老乡的王船山一生颠沛流离的生活和深深印在衡阳大地上的足迹。王船山本名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因晚年长期隐居衡阳县石船山下，后世尊称他为船山先生，这也许蕴含了我们家乡人对他的热爱。始建于清康熙14年(1675年)秋的王船山故居——湘西草堂，坐落于衡阳县曲兰镇湘西村菜塘弯，系王船山隐居之地。因处于湘江之西，故名湘西草堂。他一生著书四十余年，达四百余卷，八百多万字，其中大部分著作是在草堂写成。草堂是他的家，他的书屋，是什么样子呢？王夫之二儿子王敔的《湘西草堂记》载：“……湘西之金兰乡,卜舍于茱萸塘。初筑小室，名之曰‘败叶庐’，蓬檐竹牖、植木九柱，编篾为壁。”由此可见船山之精神。王船山学问思想博大精深，学界尊为中国古代哲学集大成者，宋明理学总结者，十七世纪启蒙思想家，中国文化近代化逻辑起点。“天地船山，盛世国学”。清光绪4年（1878年），衡阳县令张宪和为崇祀王船山，在王衙坪王氏宗祠始建船山书院，湘学泰斗王闿运出任船山书院山长，一时有“学在船山”之称。如今在衡阳，以王船山命名的有船山大道、船山公园、船山广场、船山中学、船山小学，“船山踪影”遍及城区各个角落，反映了衡阳人对他的热爱之情。王船山已成为衡阳的文化名片。

湘军水师的滥觞与彭玉麟的风骨。彭玉麟（1816年—1890年），字雪琴，号退省庵主人、吟香外史。祖籍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衡阳县（今衡阳市衡阳县渣江），生于安徽省安庆府（今安庆市内），成长于衡阳。咸丰3年（1853年）冬天，彭玉麟受曾国藩之邀，加入湘军，受命创办湘军水师并制造大船购买洋炮。咸丰4年（1854年）2 月23 日，湘军衡州船厂毕工。是时，湘军水师粗具规模，计十营五千人，其中在湘潭的有四营，以褚汝航、夏銮等为营官；在衡州的有六营，以彭玉麟、杨载福等为营官。2月25日 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督湘军水师、陆师共计一万七千余人，自衡州启程，开始北伐。继后，彭玉麟曾升任水师提督兼兵部右侍郎，为剿灭太平天国立了大功。此后，他为清军长江水师的建设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长江水师被李鸿章全盘接收后，成为北洋水师最主要力

量。彭玉麟实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始人。

“一生知己是梅花，魂梦相依萼绿华。”这是彭玉麟写梅的诗句。彭玉麟爱梅画梅，其风骨亦如梅花一样的高洁。他一生功勋卓著，但坚持“三不”原则：“不受官，不私财，不要命”。他三辞皖抚、两辞漕督，后来又辞兵部侍郎、两江总督、兵部尚书。然而，在他 68岁高龄时，中法战争爆发，他主动请缨去广东前线负责防务：“臣一息尚存，断不敢因病推诿，遵即力疥遄征，以身报国，毕臣素志。”咸丰4年( 1854 年) ，彭玉麟率湘军水师配合陆师攻下田家镇后，朝廷奖赏给他四千两白银，彭玉麟一文不留，悉数转而用于救济家乡。彭玉麟痛恨腐败，疾恶如仇，生活节俭，晚年家居衡州，着布衣草鞋，与村夫无异。正如他自己所说:“ 崇俭是我一生长处，非夸语；不贪亦是我一生长处，非夸语。数十年间，我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受伤积劳，未尝请一日之假；终年于风涛矢石之中，未尝移居岸上，以求一人之安。”

彭玉麟的血性深深地影响着衡阳人，成为衡阳人的宝贵财富。衡阳市江东岸边保存的彭玉麟故居—退省庵—香火不断；“玉麟香腰”一直是衡阳人喜爱的地方特色名菜；位于草桥蒸水北岸的造船厂和两岸水师训练基地也将焕发新颜，永远铭刻雪帅的风骨。

九、结语：衡阳历史文化变迁图谱

图谱是为了通过图像更好地了解事物的一种形式，它形象简洁，一目了然，其功能是文字叙述不能替代的。衡阳历史文化发展是线性的，为此，我们用时间轴来制作一幅衡阳历史文化变迁图谱。